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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信 息(2020年第8期)
发布日期:2020-11-20 字号:[ ]

 

理 论 信 息

 

(第8期)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 2020年11月20日

                                                          

 

目      录

 

1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2)

2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10)

3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回应时代“大变局”—— 三百年历史潮

流的反转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18)

4. 坚定战略自信 增强战略指导 促进战略展开——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的全局性、历史性意义………………………………….(25)

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把握“十四五”时期新发展的大逻辑………………………………………………………… (32)

6. 五中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37)

7. 从“八项本领”到“七种能力”的延续与升华………………(43)

8. 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淬炼解决实际问题能力…………….(55)

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

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系

 

●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两大重要战略安排,都源于“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和由“新常态”“新时代”“新阶段”统一构成的“时代大逻辑”;都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灵魂”和“指挥棒”;都是服务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抉择。

●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宏观布局,旨在追求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这一本质要求。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成为“填充”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中具体内容和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具体路径。如果说新发展格局是“表”,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里”。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具体路径分别去建设和改革,但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之间如何贯通和协同、衡量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并不能回答。新发展格局恰恰能够回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不能回答的这个问题。

●针对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三个方面要求,即“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都需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路径才能落地。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那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亟须从理论上回答清楚的问题。

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根同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两大重要战略安排,可谓“同根同魂”。

首先,两者都源于“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需要和由“新常态”“新时代”“新阶段”统一构成的“时代大逻辑”。为了统筹好“两个大局”,顺应“时代大逻辑”,我们不仅要自觉顺应和遵循“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大趋势,而且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形成新发展格局,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夯实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两者都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灵魂”和“指挥棒”。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大关键布局和着力点,都必须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并内化到二者的建设或构建过程中,才能够实现好“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再次,两者都是服务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从供给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体现为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该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能够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从投入产出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该能够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分配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该能够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在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上。从宏观经济循环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该能够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进一步的循环畅通,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更加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起大落。实现这样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别无他途。

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互为表里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安排相一致的,二者各有侧重、互为表里、内在统一。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宏观布局,旨在追求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这一本质要求。所以,它更加强调“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和“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堵点”,更多关注的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数量和结构、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适配,进而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但它既没有明确回答这个宏观布局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明确回答通过哪些具体路径来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即: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填充”新发展格局宏观布局中具体内容和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具体路径。如果说新发展格局是“表”,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里”。

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具体路径分别去建设和改革,但这“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之间如何贯通和协同、衡量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并不能回答。旨在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新发展格局,恰恰能够回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自身不能回答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表”,新发展格局是“里”。只有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切实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最终,在上述这些基础之上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现代化经济体系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根本依托

针对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都需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路径才能落地。

首先,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扩大内需,既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和“做大蛋糕”,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断增强居民消费和投资能力,又需要通过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切实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分好蛋糕”,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最大限度地激发消费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其次,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方面,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有效供给和需求;另一方面,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的关系协调。

再次,坚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二是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三是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四是加快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经济体系,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释放开放潜能,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来源:《光明日报》2020-11-17

作者,韩保江,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部主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擘画新蓝图,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开启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更全面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坚实基础。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12—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达到7.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预计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大台阶。

创新驱动成效显著。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持续加大创新资源投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建设取得丰硕成果。2012—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10298亿元增长到21737亿元,自2013年起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目前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9%,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指标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快速涌现,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不断增强。

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大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相继实施,持续支持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2年的2.88∶1下降到2019年的2.64∶1。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得以实现。2013—2019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300万人以上,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2012—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增长到30733元,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连续7年年均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降到0.6%。中华民族即将从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减贫史乃至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持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重点,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19年,在监测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46.6%,比2015年提高25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超过70%,劣Ⅴ类水体比例控制在5%以内。能源资源消费更加集约,2019年每万元GDP能耗为0.49吨标准煤,比2012年下降24.5%;每万元GDP水耗67立方米,比2012年下降38.8%。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主要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制度保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良好开局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尽管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但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今年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日益凸显。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需求潜力,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上中下游产业链,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7%,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和目的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我国市场的潜力和成长性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的优势更加突出。这有利于更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扩大回旋余地,有利于缓解风险挑战冲击。

人口质量红利不断显现,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已超过1.7亿人,每年高等院校毕业生保持在800万人左右,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正在快速形成。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第十四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位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有利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动力。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加快。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化和拓展,产业持续升级,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方式不断变革,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智能+”与已有行业和产业相互融合,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必将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全面提升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关键作用。

城市群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日益增强。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城镇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加快形成生产要素聚合效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不断提高,广覆盖、多层次、多节点的综合交通和快速通道体系加快形成,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更加便利密切,生产要素跨区域迅速流动、聚集和扩散的条件日益完备,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所有这些,将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聚集和扩散方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和水平。

绿色发展将拓展巨大发展空间。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随着人们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扩展,发展潜力将得到释放。未来5年,我国生产方式将继续向节约型、集约型转变。到2025年,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将进一步下降,资源利用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潜力,创造新的供给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来源: 《人民日报》 2020-11-06

作者:马建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研究员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回应时代“大变局”

——三百年历史潮流的反转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

 

作为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要迎接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以及蕴含未来可能的剧烈变化,这是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大家都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居然开始松动,大家都认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居然开始逆转。我由此勾勒出四个脉络,我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第一,“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变成唯一超强,大家都相信这个单极体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这个结构的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历史的脚步走得真快。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80-90年代则势如破竹,席卷发展中地区几乎所有政体的演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它开始失去动能,最近十几年已经开始进入退潮。第三,二战后七十年,从战后秩序重建开始,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往自由化的方向演进,而且其吸纳的地区、覆盖的人口不断扩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趋势,现在资本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自由经济秩序也面临巨大挑战。第四,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们主导历史的前进方向,他们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戏规则,主导话语权,但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是三百年历史潮流的反转。

这些都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径能否回应这样的知识挑战。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议题对话“慕尼黑安全论坛”使用了一个主题——“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肢解的过程,零部件掉了满地,谁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办者为会议选这么一个主题,是无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坏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中国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设性的。然而,西方国家不这么看,这一点我们暂时不理会。

该检讨过去经常借鉴移植的、高度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主流政治学了

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而且来自方方面面,他们过去所自信的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战后多边机制,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第二,原来一般认为整个战后体制的主轴是美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就是大西洋联盟,美国和西欧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胁的特殊伙伴关系,但这居然也开始裂解,欧盟本身能否维续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巨大反弹,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在崩解。第四,民主体制本身也出现合法性危机,治理失灵,这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而我认为问题远比我们看到的还更严重,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财政危机、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分配冲突也几乎没有解药,只是在拖延问题。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现有的、熟悉的,特别是我们过去经常借鉴移植的、高度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主流政治学,以及它的那套理论范式、研究方法,还有它所设定的议程?是不是要通过这种检讨,我们才能比较从容、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否则我们将非常困惑、非常彷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巨大挑战。至少我认为,过去太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美国式的,我们沉溺于假定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状态,所以误认为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些参数性的变化,如什么样的群体投左翼政党的倾向更高,阶级投票倾向随着不同的时代会减弱或增强等。我们不会去思考大的结构转型与解体、体制合法性基础全面松动之类的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跳脱出来,不能再假定这个结构是牢固的、秩序是稳定的了,因为这个前提已经被挑战了。

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

在我看来,今天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为什么呢?第一,它很难预见和理解当前的历史趋势,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到今天还在蔓延,并没有真正恢复。日本是第一个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经济体,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整个欧洲几乎要进入负利率时代,这对一个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美国现在也正在往这条路走。这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谜,它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从三十年前历史终结的自信变为现在的不自信,这让政治学者们非常彷徨,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什么新的建设性的东西去应对它现在深层次的冲突和矛盾。战后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困境,也让自由派经济学者非常惶恐,他们很难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国的整个现代化道路和经验,特别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道路和经验,所以他们也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如何带动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兴起,以及它接下来可能会带动世界秩序的重塑。这些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更牢固的科学哲学基础做支撑,需要一个宽广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

我对美国政治学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隐而不喻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比如西方中心、个人主义等,只有少数人能够跳脱这个局限,但他们在美国学术社群里都被边缘化了。另外,我觉得主流政治学在过去六七十年所依赖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问道于盲”,不是说那些基础产生的知识完全没有用,而是说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你想解决操作性问题,这种雕虫小技是有用的,如预测下一季的股市是涨还是跌,又如用什么样的广告词可以打动选民。但要想回应我说的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转移问题等巨型历史变化问题,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研究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研究,那么,重新建构科学哲学基础也是值得做的一项工作。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主张,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即过去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解释往往会引导你往个体层次找到解释源头,其中,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基础。但如果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它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了社会行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该用总体层次的回归作为解释的源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点,而且我认为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帝王将相,这并不是说个人不起作用,而是说他的作用其实是很局限的,当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时也会具有偶然性或运气。所以,马克思提醒我们:人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事实上,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条件往往占了80%-90%。因此,所谓的“英雄造时势”的“英雄”的独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个位数。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做研究时要把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和结构条件都考虑进去。不要觉得这样的理论不够漂亮、不够精简,这并不重要,简洁而漂亮的理论虽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太多的结构前提要确立。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而且要先做好一个非常深刻的个案研究,再去做比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会找到答案,你会有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知识地图。如果我们要重建历史政治学的科学哲学基础,我觉得这会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过去很少,但是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制度论,它们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我认为是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

来源:《北京日报》2020-07-06

作者: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坚定战略自信 增强战略指导 促进战略展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全局性、历史性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描绘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蓝图。这是我们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战略擘画。

1 明确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战略自信

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如今,我国发展已经走过本世纪第一个20年,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敏感。加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这使得我国今后一个时期不仅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新形势,而且将面临越来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此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依然存在?这是一个需要作出科学准确判断的重大战略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明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我国在全球抗疫中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从来不是外部赋予的和静态不变的,更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挑战甚至危机;相反,重要战略机遇期一直都是动态变化的,是我国在驾驭复杂矛盾过程中,直面各种问题,审慎应对各种内外挑战甚至危机的过程中积极作为、努力争取得来的。

从现在到2035年,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总体来看,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特别是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凝心聚力的主心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和跃上新的大台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作为重要支撑,我国自身解决问题和塑造环境的能力都大幅增强。只要我们能够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 明确新征程的战略筹划,增强战略指导

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发展的阶段性相结合,科学划分发展阶段,始终做到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细化完善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站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使第一个阶段的战略筹划更加清晰。那就是,“十四五”时期要使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在此基础上,从2025年到2035年,再经过10年的发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即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等。

对新征程的战略筹划,很好地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既把“十四五”时期的发展作为重点,同时又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行了展望,把我国近期、中期、远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协调统一起来,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更加紧密地有机衔接,使相关战略安排的内在一致性明显增强,战略推进的可预见性变得更加清晰。在当前和未来复杂多变的内外大环境下,这将大大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进一步明确战略指导,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磅礴力量,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不断迈进。

3 深化新征程的战略部署,促进战略展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承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大趋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客观变化,针对近年来我国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和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等新发展态势作出的新的重大论断,是重塑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国内循环也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国际科技竞争新态势,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这在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产业体系完备的重要性和产业空心化的危险性凸显。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两点都是着眼后疫情时代赢得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支撑。

以此为基础,全会提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包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这些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既注重战略谋划又讲究政策选择,既高瞻远瞩又务实管用,旨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

来源:《光明日报》2020-11-05

作者:高祖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把握“十四五”时期新发展的大逻辑

 

  把握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十三五”时期我国取得了辉煌发展成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这不仅标志着“十三五”规划即将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在即,还标志着新时代的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对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方位的科学判断,这既是我国长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果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体现,也是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客观要求。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啃完了,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硬任务还有待完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往往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在新发展阶段不能忽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因此,在未来“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紧紧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紧紧抓住改革创新这一根本动力,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通过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努力改变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形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使得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更好实现自力更生与开放合作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10月12日至13日在广东考察时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我们理解“十四五”时期自力更生与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客观上成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对我国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是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这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抬头,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带来的风险更加剧了全球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就成为大国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对我国来说,国内大循环解决的是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有充分条件。我国有14亿人口,其中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居民消费正处在优化升级期,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把国内市场充分发掘出来,把内需真正释放出来,就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有实践基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向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逐步转变。比如,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已由2007年的约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外贸依存度已由过去的60%以上下降到30%左右,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放弃开放合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归根结底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立场,进一步明确和重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与诉求。

  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作为发展的重心所在,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让发展成果真正转化成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这一理念引领下,创新发展为了给人民群众创造更有质量的生活;协调发展为了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都能与国家发展大体同步;绿色发展是通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发展让人民群众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水平上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领域的展开,是为了真正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要求。

  新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体现了当代中国在从大国迈向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对发展规律的科学遵循,体现了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发展自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问题、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问题、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等等,都可看作是在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理念的创造性坚持和创新性运用,是辩证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为我们在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确立了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来源:《光明日报》2020-11-09

作者:辛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五中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次全会释放未来中国发展重要信号。

 

信号1——战略布局新表述

 

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战略布局中,人们看到,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们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这次全会令人瞩目地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信号2——“强国”高频出现

 

梳理全会公报,“强国”是高频词。公报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公报也提出多个强国任务、战略。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在优化升级经济体系方面,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认为,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十四五”时期和到二〇三五年的目标、任务、战略。这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强国目标,符合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也符合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信号3——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公报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信号4——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动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宝成表示,当前,尽管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但创新仍面临一些突出短板,在接下来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应强化硬投入,优化软环境,走自主创新之路,以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信号5——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公报的一个亮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为“十四五”乃至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期间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对此公报指出,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信号6——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顺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新一轮更高水平开放,要更加强调制度型开放,不断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信号7——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到二〇三五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十四五”时期,将会有更多促进民生改善的实招硬招。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信号8——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据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我国社会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由个体、家庭的问题向群体、社会问题转变,由相对单一的社会领域问题向多领域问题转变的态势,应对任务更为繁重,需要着力发展多层次、个性化、品质化、精准化的养老保障体系和服务供给。

 

信号9——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起点,2027年将迎来人民军队建军100周年。公报提出,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华视点”2020-10-29

 

从“八项本领”到“七种能力”的延续与升华

 

干部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要靠干部。干部本领高不高、能力强不强,直接关系到国家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干部能力建设”提升到全局高度和战略视角,视之为治国理政的关键要素,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干部“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明确指出干部需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等“八项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既体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路的逻辑延续,又展现新形势下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创新要求,是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鲜明体现和重要组成。

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体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路的逻辑延续,彰显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紧迫感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需要干部去“破题”;问题是工作的导向,需要干部去“解题”;问题是现实的召唤,需要干部去“答题”。中国共产党九十九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领导中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于革命中开辟了新纪元,于建设中开创了新局面,于改革中开启了新时代,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建立在干部本领增强与能力提升基础之上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八项本领”与“七种能力”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路的逻辑延续。加强能力建设、克服本领恐慌,既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同时还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

第一,提高干部能力是使命型政党建设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崇高政治理想和远大发展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承担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承担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是“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责任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了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伟大奇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们党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各级干部以伟大的“抗疫精神”为指导,打赢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各级干部的能力水平经历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伴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我们即将迈入“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任务将会更加繁重,各级干部肩负的使命与承担的责任会更为艰巨。开启新征程,实现新使命,都要求我们党秉持使命型政党的定位,不断增强干部的本领,不断提高干部的能力,造就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能力支撑。

第二,提高干部能力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我们国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各种变化,各种复杂的“实际问题”会层出不穷,亟需各级干部提高自身能力。从世情来看,一方面,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全球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地区冲突与贸易争端频频发生,全球“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繁,新冠肺炎疫情负面效应尚在继续释放,大变革、大调整的世情对各级干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情来看,我国正处在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历史发展期,但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甚至更多、更复杂”。当前,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比较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够完善,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亟需提速,生态环境保护亟需加强。同时,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全面胜利,都需要各级干部不断提高能力。从党情来看,我们党始终面临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四大考验”,始终面临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的“四大危险”,因此,干部的能力水平影响着党的前途命运。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使命,都需要各级干部的能力支撑。

第三,提高干部能力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的本领恐慌与能力困境在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 如何培育打造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年轻干部队伍,需要做出系统安排。从“八项本领”到“七种能力”,都是党中央对年轻干部提出的“硬标准”,也是党中央对年轻干部发出的“动员令”。对于各级干部而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强学习、持续提高能力是一项政治责任。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不畏艰难、勇挑重担,不断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增强“八项本领”,持续提高“七种能力”,才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实现“乱云飞渡仍从容”。

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实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路的理论发展,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再次升华

增强“八项本领”与提高“七种能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建设一支懂治理、能治理、善治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充满时代性,富有思想性,具有极强的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七项能力”的重要论述,不仅实现了对“八项本领”要求的理论延续,还阐明了党中央对干部提出的新希望、新要求,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再次升华。

第一,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价值论”再次升华。在干部的“八项本领”中,政治领导本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干部的“七项能力”中,政治能力是作为“第一能力”被强调,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价值论”再次升华。“旗帜鲜明讲政治”,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把干部的政治领导本领、政治能力摆在首位,充分诠释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价值论”。干部好不好,能力强不强,首先要从干部的政治理想是否坚定、政治方向是否正确、政治立场是否牢固、政治纪律是否严明上去判断。在政治理想方面,要求干部要始终不忘初心,发自内心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夯实思想根基,不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建设,在各种风浪与挑战中都能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在政治方向方面,要求干部筑牢忠诚之基,把对党忠诚作为领导干部第一位的政治品格,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都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复杂形势下看得清、站得稳、行得正、把握好。在政治立场方面,要求干部在看待问题、判断是非时,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在事关人民利益的政治活动和重大任务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政治纪律方面,要求干部能够自觉用政治规矩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警示自己,在敏感问题上不迟钝,在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能够经受住外界各种困难、诱惑和风险的考验。

第二,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认识论”再次升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善于解题、勇于答题、能解难题的干部。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对干部队伍能力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持续发力提高干部能力。2019年3月1日,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干部们上了一堂“理想信念课”,要求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9月3日,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干部们上了一堂“斗争精神课”,要求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作为“理想信念课”“斗争精神课”的逻辑延续,习近平总书记给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干部上了一堂“实际能力课”,对干部提出了“七种能力”要求。“七种能力”表明干部的能力既是具体的也是可以提高的,既是全面的也是有重点的,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

“七种能力”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如果把新时代干部的能力体系比喻成一辆奔驰的高铁列车,那么政治能力是列车的“方向导航系统”,调查研究能力是列车的“路况显示系统”,科学决策能力是列车的“电脑软件系统”,改革攻坚能力是列车的“电力驱动系统”,应急处突能力是列车的“危机排除系统”,群众工作能力是列车的“车厢服务系统”,抓落实能力是列车的“行驶推进系统”,七大系统相辅相成,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能够发挥强大的综合效应。“七种能力”是一个干部管理的标准,具有明显的“原则性”。“七种能力”的着眼点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建设水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七种能力”的着力点是推动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为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历史使命任务、实现未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七种能力”的落脚点是积极回应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最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干部的“八项本领”与“七种能力”都是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形成了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的完整论述,体现了新时代干部能力要求的科学性、整体性与原则性,实现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认识论”再次升华。

第三,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方法论”再次升华。从“八项本领”要求到“七种能力”论述,其中都蕴含了一系列选拔干部、培养干部、使用干部、管理干部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七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辨别政治是非、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负责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能力是开展工作的首要环节。科学决策能力是以战略眼光和大局观念,采取科学方法、按照科学程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制定方案的能力,是推动工作的关键一环。改革攻坚能力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问题、以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能力,是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急处突能力是预判风险、控制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是行稳致远的必要保证。群众工作能力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一分决策,九分落实”,抓落实的能力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七种能力”涵盖了问题解决的方方面面,是新形势新任务下干部队伍建设回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必然要求。“七种能力”既是选拔干部的标准,也是培养干部的指南;既是使用干部的“测评单”,也是管理干部的“说明书”。“七种能力”论述与“八项本领”要求有着内在一致性,同时又结合对象与情况的变化做出了新表达,推动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论”再次升华。

从增强“八项本领”到提高“七种能力”,吹响了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前进号角,为新时代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越来越多勇于解题、精于破题、善于答题的各级干部。如何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干部的“八项本领”与“七种能力”,打造一支“敢作为”“能作为”“会作为”的新时代干部队伍,使之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是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中的重大任务。

第一,推动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确保干部“想干事”。各级组织要不断提升干部的政治能力,推动干部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从而让干部始终保持“想干事”的愿望。“想干事”是一种为党、为国、为民尽忠职守的政治情怀,这种高尚的政治情怀来自于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丰富的政治历练。要使干部“想干事”,就必须不断推动干部进行思想淬炼,使其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上毫不动摇,凡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的事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主义的事就要坚定不移去做,从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各级干部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各级组织要教育引导干部坚守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与中央对标对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自觉秉持高度的政治忠诚。各级组织要主动加强干部的政治历练,注重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主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头脑,不断提升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识别力、政治自制力,在各种复杂斗争中让干部补钙壮骨、强身健体,从而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战斗意愿。

第二,推动干部做人民群众认可的“好干部”,确保干部“能干事”。各级组织要大力培养干部,要在真刀真枪中磨砺干部的本领,持续提高干部的专业水平,推动干部成为人民群众认可的“好干部”,确保干部“能干事”。“能干事”是指干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能力。干部的这种工作能力主要来源于实践锻炼与专业训练。调查研究工作是干部的成事之基,各级干部都要克服形式主义、摒弃官僚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直入基层、深入一线,练好调研这项基本功;科学决策能力是干部的谋事之道,领导干部要自觉培养和不断提升自身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学习科学的决策理论,掌握各种科学的分析手段与决策方法;改革攻坚能力是干部的干事之志,各级干部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啃“硬骨头”,以创新意识推动革故鼎新,以斗争精神推动攻坚拔寨;应急处突能力是干部的必备本领,各级干部都要居安思危,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面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能够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群众工作能力是干部的基本素质,各级干部要尊重群众、融入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第三,推动干部做敢于担当作为的“实干家”,确保干部“干成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判断干部是否尽忠职守,最终要看干部是否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干成事”。要使干部能够“干成事”,需要各级组织完善管理机制,推动干部做敢于担当作为的“实干家”。各级组织要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始终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工作一线中考察干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作为干部评价的重要标准。各级组织要完善干部激励机制,加大干部的正向激励力度,对于那些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把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好干部,要使他们在精神上受鼓舞、物质上得奖励、事业上有提升。各级组织要完善干部容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促使干部在新时代能够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最终“干成事”。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20-11-08

作者:范逢春,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淬炼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强调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这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淬炼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受住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控制住疫情,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即将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书写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传奇。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卓越的领导能力,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伟力、真理伟力、实践伟力。

  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既结合当前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和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来学习贯彻,又联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来学习领会;既结合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来学习贯彻,又联系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来学习领会;既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学习贯彻,又联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学习领会。真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基本功、必修课、看家本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在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每项工作中都有政治、都关联大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必须把本职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在服务大局中找准个人工作坐标,找准服从、维护、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始终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思考问题、谋划工作、推进落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谋划工作、制定计划重视察民情、听民意,了解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突出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政策、制定法规时把调查研究作为必经程序,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多方听取意见,综合研判、科学取舍,使提出的思路举措、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督导检查、推动落实注重总结基层经验,及时纠正自己工作的偏差,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使本地区、本部门、本职工作贯彻党中央精神、契合实际情况,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坚持心贴群众、服务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知群众、懂群众、爱群众,与群众搭得上话、交得了心、能够坐到一条板凳上。多到群众中去、多向群众请教,尤其要到最偏远、最艰苦、最困难、最复杂的地方去,到基层单位、城乡社区、田间地头、车间班组去。在密切联系群众中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心声,积累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掌握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在收入、就业、教育、社保、医保、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的问题,在为群众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中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造福群众,带领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

  坚持开拓创新、担当实干。新时代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无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于干事、敢于担当,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风雨无阻的闯劲干劲,高起点、高标准谋划推动工作。把改革创新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决心、刚健勇毅,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勇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破解难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拿出科学高效、务实管用的落实举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宏观政策和原则性要求转化为时间表、路线图,细化工作任务、量化工作指标、明确责任分工、优化实施路径,对怎么干、谁来干、干到什么标准等问题提出具体化、流程化、精准化的要求。对每一项工作都上心用心费心,设立台账、及时对账,经常盘点、认真评估,以钉钉子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精耕细作、精雕细琢,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干好每一件事情、解决好每一个问题、推动每一项工作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对事业的执着。

 

  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中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从政治上研究和把握问题,是对党员干部第一位的要求。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必须坚定政治理想、把好政治方向、纯洁政治品质、保持政治定力、恪守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无论是分析形势、思考问题、看待事情、发表意见,还是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制定政策、推进落实,都要从政治上着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凡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定不移做,凡是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决不做。对违背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必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勇当战士、不当“绅士”。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观察判断形势把握政治因素,谋划推动工作贯彻政治要求,处理解决问题防范政治风险。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坚持组织原则和党性原则,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心,严格按党章办事、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净化内心、怀德自重,永葆清正廉洁。

  善于预判防范化解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细做实做好。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的勇气激励自己,以应对风险挑战的实战锻炼自己,自觉培养应急处突的见识胆识和能力水平,将预判、防范、处置风险的本领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建立在对各方面情况深入细致了解、长期观察思考的基础上,建立在日常磨练淬炼、长期积累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把握矛盾风险、弄清问题实质的基础上,练就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在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20-11-18-09版

作者:臧安民,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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