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论 信 息
（第8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刊）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 2021年12月23日
目 录
1．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3）
2. 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 （12）
3. 从百年历程中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特质………（15）
4．共同富裕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3）
5．群众路线：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力量之源……………………（27）
6. 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34）
7.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41）
8.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影响…………………………（59）
9. 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74）
10.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79）
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
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论断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坚持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贡献，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一、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必须始终随着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指出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这与它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契合直接相关。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用鲜活丰富的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有机结合，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出历史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决议》以“十个明确”科学概括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指出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鲜明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用鲜活丰富的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
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品格、政治立场、崇高理想，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推进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使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包括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推进社会革命、引领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焕发了社会主义新的蓬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和现实力量，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面对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低潮，我们党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在世界上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住了、举稳了，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崭新的阶段，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党有责任、有信心、有能力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献。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稿件来源：《求是》 ，2021-12-16
作者：王 辉，系求实网评论员
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站在人民一边，才能做出正确决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体现着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站在人民一边，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规律，满足人民愿望与要求，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人民是党执政的根基，也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至上是党作出正确抉择、制定正确政策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行民之所需，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谋事，就一定能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获得最佳效果。
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赢得民心，获得正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站在人民一边，从人民群众的立场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守住了民心，获得正义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国家的存在，一个政权的兴衰，与民心息息相关。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就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回应民声、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历史。正是党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合民心、顺民意、得人心，才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创造出无往而不胜的历史奇迹。历史启迪我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站在人民一边，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不可动摇的目标，使之具体、现实地落实到治国理政各方面。
站在人民一边，就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群众最富有智慧，人民最善于创造，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总结党百年发展壮大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把群众作为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始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略战术是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旗渠等伟大工程的创造，折射出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与经验；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精神与创新智慧；进入新时代，面对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拜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学习，就能从人民的创造实践中汲取深厚营养与智慧，获得战胜一切困难的不竭力量，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站在人民一边，厚植人民情怀，就能够凝聚干事创业的磅礴伟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也是党的不变恒心。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做到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就会滋养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爱民恤民之情，涵养出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厚植人民情怀。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深厚的人民情怀与赤子之心使党成为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汇民智、聚民心，把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凝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革命战争年代的“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大爱情怀，和平年代“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的坚定信念，就是党的人民情怀所生发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生动体现。
站在人民一边，才能提高政治站位，看得深悟得透执行严。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为人民幸福矢志奋斗。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定站在人民一边，以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也就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党的方针政策看得深悟得透执行严，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2021-12-13- 06版
作者：李永胜（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彩如（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百年历程中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
建设的实践特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以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框定领导经济建设的思路格局；始终能够在统筹协调中稳中求进，推动领导经济建设务实见效。百年历程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特质。
一、坚持把经世济民作为领导经济建设的旗帜方向
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就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经济主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把经世济民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围绕开展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在革命根据地起草制定《土地法》。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创造性地解决了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切根本问题的同时，真正实现了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致力于不断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状况，在根据地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破解经济困局，并通过进一步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满足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正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经济方针，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真正担当践行了“救国不忘为民生”的初心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继续当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人民经过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和压迫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团结聚集一切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浪潮，致力于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勇气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推动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为改变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旧面貌，回应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开辟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社会建设道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向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推动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与此同时，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广大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不断升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得以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与满足。毋庸置疑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百年实践证明，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广大劳动人民才能远离苦难，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只有始终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真正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二、坚持审时度势地调整领导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持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在深入分析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条件与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果断把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摆在了经济建设的首位，通过组织耕田队等一系列兴农措施，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方针举措，为抗日战争时期通过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以破解敌后根据地经济困局、保障军需及民用物资供给积累了重要而宝贵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为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地在解放区继续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汇聚广大军民团结一致，有预见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有力促进了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美国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封锁，特别是中苏交恶后急转直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战略布局，领导开展三线建设推动我国工业生产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迁移。作为战备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应急性调整，三线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日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洞察时代特征与国内外大势，围绕构建形成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东南沿海城市，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大市场，领导出台了一系列关键举措，使国民经济发展大踏步赶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性态势，从形态描述、总结规律、判定方向三个方面层层递进，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一系列科学判断，并据此提出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正确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供需结构性错配而非总量性失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纠正以往在宏观经济领域“打强心剂”和“大水漫灌”等调控举措，并以稳定的宏观政策、精准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微观政策、切实的改革政策和托底的社会政策达到调结构、防风险、增活力的目的。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一套全面、系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领航的中国经济必将以稳定向好的态势，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历程中始终能够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部署，练就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过硬本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这一显著实践特质，在为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提供重要前提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能。
二、坚持把统筹协调作为领导经济建设的原则与策略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就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类，提出针对三类经济成分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同时并进”地发展三类经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根据地内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根据地间的物资条件，在土地、财政和贸易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所采取的统筹协调的策略与方式，既符合根据地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也满足团结广大军民巩固统一战线的主观需要，展现出我们党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领导经济工作的大智慧。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苏联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意识到快速推进重工业的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容易引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问题，到陈云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原则与策略。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与策略，我们在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国内与国外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协调发展理念推动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坚持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平衡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回望百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和策略，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从容应对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不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昙花一现，我们的各项经济工作才能在稳中求进中务实见效。
稿件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12-07
作者：刘洋（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李冰笛（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共同富裕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共同富裕作出相关要求，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既要发展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又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兼顾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未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归结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共同富裕是一个反映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共同富裕”中的“共同”说明社会成员对于财富的占有方式，关注社会成员对财富的集体共享，是相对于私有制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言的，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富裕”则说明社会成员对于财富的占有程度，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民立场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都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定为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稿件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11-29
作者：董天美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之治”的历史及实践（项目号：20AZD003）的阶段性成果】
群众路线：党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的力量之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百年来，党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路线，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力量之源。在百年奋斗中，党始终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变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给予了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决议》通篇贯彻着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创历史伟业脉络的总结和评价，对此的深入把握，对领会《决议》精神和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在斗争中日渐明晰，党为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懈斗争，制定的正确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早在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指出要让“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推翻资本家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二大要求党应该“‘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并提出党的一切运动要“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大革命失败后，党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开展土改运动。1928年，党就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精要的阐释。党的七大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业已成熟，并随着党的事业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了巩固。在斗争中，党领导下的军队团结广大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断适应斗争形势调整政策，制定土地分配政策，出台土地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的利益，党同农村社会阶层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带来的深厚伟力也使得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党推行了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农村旧有生产关系，亿万农民由此迸发出磅礴的革命热情，党领导下的军队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党的事业发展，必须领导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这一时期，党不断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结成了牢靠的同盟，党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使党能够团结带领群众经过28年浴血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动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翻身做主的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形势的变化使群众路线一度遭到破坏，但人民群众对党始终报以极大的信任，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为从根本上解放农村生产力提供了条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中来。党领导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和整风运动等很大程度上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党注重通过发展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条件，党的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实际的，也是顺应了人民群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愿望。
治国理政中，党警惕脱离群众的问题，对损害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腐败行为绝不姑息，注重把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倡导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于国家肌体健康和防止党员干部蜕化的监督作用，有意识地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把群众路线与国家制度的创建和完善相结合，取得了积极成效。
后来，随着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兴起，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分裂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到严重破坏，但广大人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内健康力量周围并一起斗争。
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团结人民群众推动国家建设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顺应民心作出了工作重心的调整，群众路线也逐渐得以恢复，党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使工作重心重回正轨，邓小平将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视为“我们的传家宝”，群众满意与否、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成为了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党内还普遍深入地进行了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深入，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工作强调“以人为本”、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这一时期，党群关系越来越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推动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富了起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群众路线得到不断巩固，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得更加广泛也更加强烈，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过程之中，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努力为人民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党深刻认识到，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而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党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出发，强调必须从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抓起，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并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切实加强了全体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深刻认识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智慧力量，自觉拜人民为师，通过全党上下矢志不渝的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力量，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党还强调创新方式方法，注重通过网络走进人民群众，努力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这一时期，党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加强，中华民族强了起来，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变得空前主动，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稿件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1-12-21
作者：王永祥，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兰州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中心副主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2021年兰州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项目编号：LDXCSZZX——202103）的阶段性成果)
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和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党的组织建设史占有重要地位。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以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充分体现了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征程上，必须进一步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百年大党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提供强大组织保证。
一、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力量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我们党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500多万名党员，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严密的组织体系建设为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优势所在。党是“组织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条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历来高度重视建立和巩固党的组织，随着党的事业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形成并不断完善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使命追求的崇高性、联系群众的紧密性、组织覆盖的广泛性、组织队伍的先进性、组织纪律的严肃性，是一个有灵魂、有纪律、有活力的强健“生命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秘诀和传家法宝。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包含着组织建设艰辛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不断调整和充实党的组织系统、健全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充分彰显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的组织力量，蕴含着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制胜秘诀和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坚持把“支部建在连上”，不断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建立覆盖各地区各领域各层级的党的组织，确立和巩固了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突出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正在推进惊天动地的强国伟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每一步前进，都彰显着党的组织优势和力量。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重要支撑。组织体系严密与否，是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强大领导力、执行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回首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在一次次重大工作、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创造无数个伟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尽锐出战，筑起了坚固防线、铜墙铁壁，成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中流砥柱。历史再次证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体系的强大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就能够形成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迈不过去的沟坎。
二、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重要性不言而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强的组织体系是重要基础。
根本是“两个维护”。万山磅礴，必有主峰；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必须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组织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关键是建强地方党委这个“中间段”。必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执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作用，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进入关键时期，地方党委要更加坚定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要不断优化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结构，着力锻造一支在重大斗争中披坚执锐、砥砺前行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重点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动党组织建设向基层延伸，每一层都不能“挂空挡”，特别是要把社区、乡村、企业车间等最基层的工作做好。党的组织体系的根基在基层，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必须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在农村，要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重点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推动乡村党组织晋位升级。在城市，要聚焦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城市社区党建提质增效。在国有企业，要聚焦增强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全面理顺企业党建责任主体，实现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用好非公企业“红色孵化器”，强化派驻组建、区域领建、行业统建功能作用，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基层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社会各类群体，让党的旗帜在每一个基层阵地上高高飘扬。
三、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奋进新征程的强大保障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越要加强党的领导，越要注重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必须把党的组织体系优势巩固好发挥好。党的坚强组织体系是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力量所在、底气所在。持续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确保党的各级组织都肩负起“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根铸魂、补钙壮骨、凝心聚力，确保党的创新理论能够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坚守党的根本宗旨，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确保党的组织体系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强化一以贯之组织原则的制度优势，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和用好民主集中制这个重要法宝，确保全党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必须着力提升各级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能力是重中之重。强化执行有力的领导机制，发挥党委统揽统筹作用，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平战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全域覆盖的工作机制，建立“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把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下沉延伸到底到户。强化便捷优质的服务机制，抓实便民服务项目，落实社区（村）领办代办、错时服务等制度，激发各方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强化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推进落实“社工岗”建设任务，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稳定可靠有力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必须把党的组织体系优势更好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动能。党的组织体系是否坚强过硬，抓重大任务落实是试金石。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脚踏实地“做好正在做的事”、“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做到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组织体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就发挥到哪里，为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组织保证。
稿件来源：《求是》2021/23
作者：张恩惠，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实践
民当家作主：追求民主价值的大逻辑。
透过中国取得长期安全、稳定、增长、发展的治理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认知：一种蓬勃发展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具体而现实地变成了造福十四亿多人民的实践。这条民主道路，顺应历史、理论、实践和价值逻辑，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又立足中国大地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一、历史逻辑：人民的选择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中的选择。
2021年，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将中国人拉回一百多年前的历史现场：面对列强入侵、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悲惨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呼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来救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个为劳苦大众奋斗的党，把民主写在大旗上，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其标志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上述事实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的民主之路：政党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开启国家现代化进程。理解这一模式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它是“人民的政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是人民信任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
跳出“历史周期率”。在政体选择上，近代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多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1954年，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首部宪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从此确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的六十七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样说。
二、理论逻辑：人民的作品
1954年以全票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被称为“人民的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号中有“人民”，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是“人民政府”……以“人民”之名定义国家制度，意味着人民居于道义制高点，政权必须对人民负责。
从民主真谛出发。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打出自由、民主等口号，激动人心，但实现的只是少数人的民主。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兴起，经过劳苦大众的奋斗，以追求平等与公正为核心的大众民主，才逐渐变成席卷世界的现代潮流，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民主实践，是这个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以追求者姿态踏上民主道路的新中国，力图从现代民主价值来思考和把握本国的民主路径，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民主逻辑：国家是“人民自己的作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新中国民主实践的社会主义取向，意味着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者和超越者，所要实现的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是一种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是“人本”的而不是“资本”的民主。
在中国土地扎根。民主在中国土地上深深扎根，才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的民主发展结合“目标导向”——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现实国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历史维度”——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融合、总结、提炼、升华，探索形成了新的民主形态。
三、实践逻辑：主动的建构
1954年9月，二十五岁的山西农妇申纪兰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她参与投票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2020年6月，九十一岁的申纪兰辞世，这位连续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辈子为人民代言。她的故事，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的特点。
广泛的代表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实的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民众选举出能够表达自己意愿和利益的代表，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目前，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有二百六十二万多人，在地域、行业、民族等结构上与整个社会的人民结构具有整体的对应性，确保国家权力机关能够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
人大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许多来自基层。这样做的道理是，人民代表身在群众中间，更有利于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使立法更好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
民主集中制是原则，也是方法——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决策并有力地贯彻执行。正因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可以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者有机统一。十几亿人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把国家权力切实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这一民主运行的“超大规模难题”，中国在实践探索中找到答案——“三者有机统一”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其内在机理是：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凝聚为有机整体；党和人民共同意志体现并成为宪法和法律；国家以宪法为根本法得以组织、运行和发展；权力运行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法律及其实施都要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
四、价值逻辑：让人民自由
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条件下，自由的价值才可能实现。新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发展提供了生动例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消灭了阻碍人民享有自由的旧社会制度，人民的各种权利得到宪法保障。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足。进入新时代，中国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今天的中国人更加自信、自立、自强。
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人民主权的新形态
在中国，人民有广泛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理解这样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透过“人、事、策、权”四个维度。
一、“人”是怎么选的？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非常能干的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中国的选人机制，以德行、才干、绩效兼备为标准，层层选拔和民主选举相结合。
选贤任能“金字塔”。研究者发现，在中国，干部一般都要从最基层做起，经过乡科、县处、厅局、省部等逐级晋升。中国领导人的产生要经过一个个政治台阶，层层选拔，出类拔萃，政绩卓著，经验丰富，才可能有效治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民意代表94%直选产生。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他们必须发挥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作用。截至2021年4月，从国家到乡镇的中国五级人大代表，为数二百六十二万多名，其中占比94%的县乡人大代表，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直选产生。
二、“事”是怎么议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决策全过程，即在决策前、决策中与决策后都能参与，努力做到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全覆盖，在集思广益中找到最优方案。
“立法直通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年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使百姓意见抵达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有了“直通车”。到2021年10月，全国二十二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共为一百二十六部法律草案、年度立法计划等提供七千八百余条意见建议，其中两千二百余条意见建议被不同程度吸收采纳，使立法更加精细化。
“民主恳谈会”。1999年发源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是一种通过充分协商来管理公共事务的“草根民主”。类似的基层协商民主在各地都有具体生动的实践，如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上海长宁区“古北市民议事厅”、江西赣州“屋场夜话”、陕西西安长乐小区“‘2+4’末梢治理”等，为实现善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策”是怎么定的？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改革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中国常能摸对“石头”？这实际上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的结果。
重视基层经验。中央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把基层好经验上升为国家改革决策。国家重大改革举措出台前交给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再向全国推广。福建三明医改就是个典型案例。
抗疫抉择准绳。有些决策极为困难。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中国最高层作出武汉“封城”的决定，就是一例。无论武汉“封城”，还是驰援武汉，决策的原则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四、“权”是怎么用的？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中国以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国家治理“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共产党把实现自我监督比作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求解这一难题进行制度创新，其中一项战略性安排就是“巡视”——中央向下级部门派出巡视组，赋予他们独立监督调查的权威，明确深化政治巡视，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六个方面查找问题，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有利于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效应。
民主党派监督。民主监督在中国是多维的，一个特别的形式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关。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等展开合作，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而是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被中国共产党视为“诤友”——能坦率提出批评建议的真朋友。
国家权力监督新模式。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掀起力度空前的反腐败风暴，打“老虎”无禁区，拍“苍蝇”不手软，猎“狐狸”不止步，在制度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势头。以2018年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颁布监察法为标志，中国开启国家权力监督新模式，对全体党员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从根本上塑造规范、健康、常态化的反腐体系。
管用的民主：判断制度成色的试金石
“不看广告，看疗效”，民主必须真实、管用，若不能转化为善政，为人民造福，即使有再华丽的外衣，再漂亮的包装，也是可疑的。
一、致善政的“治理型民主”
当代西方学者反思“自由主义民主”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乱象，指出“不能回应民意的民主是无效的民主”“理想的民主是选民对政治议程的最终控制”，良治社会有赖于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民主恰恰在实现良治目标上具有显著的效能和优点。中国的民主是一种致善政的“治理民主”，它有三个要素：社会充分参与—国家自主性回应—负责任决策及其有效执行。“治理民主”不但重视政治过程的民主，更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果即“良政”。
二、有活力的“效率型民主”
“民主集中制”让中国充满活力又极具执行力。它既强调充分发扬民主，从而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重视正确地集中——在民主基础上集思广益，形成科学决策并付诸实际行动。这是把“多种声音”合奏为“一首乐曲”的艺术，能够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科学合理而有效率。
民主集中制，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各级国家机构所遵循的原则，还是一种决策的原则，体现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正越来越程序化、制度化。
三、汇众智的“动力型民主”
邓小平有句名言：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奇迹。通过政治、经济等全方位改革扩大民主，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真正参与到改革和社会建设当中，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提速的重要原因。
中国坚持以发展为人“赋能”，持续扩大“对人的投资”，为人民自由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与之相伴的是，自由拓展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加，为国家发展注入推动力，实现了发展与自由的相互促进与转化。中国梦，为十四亿多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和发展人权事业描绘出崭新愿景，也将激发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四、可检验的“系统性民主”
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先进，并非易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八个能否”民主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八个能否”标准总结了中外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反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系统性，是综合的、发展的、实效的民主观。
实践智慧：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策略
如果说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做正确的事”，那么，“把正确的事做正确”，则是巨大的实践挑战。中国走出的民主自由人权之路，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启示。
一、“致治”之道：三个“关键应用”
民主、自由和人权在中国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思想与方法。先进政党、人民至上、聚焦发展或可喻为中国“致治”之道的三大“关键应用”。
关键应用一：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别意义上的政党，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其治国理政着眼国家长治久安，而非为了短期选举竞斗。作为先进政党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利益角度，顺应人类和时代进步的大潮流，具有强大自我革新能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组织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政治资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确保了执政权威、民主决策的效率和政策连续性；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使中国的决策能广纳贤能，汇集众智；全民献力，使执政党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力量。民主与集中的有机聚合，有效降低了政治资源内耗。党内监督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监督，从内外双向保证了民主的问责。
关键应用二：人民至上。今天，大约每十个成年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共党员。他们遍布在各个家庭、身边邻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的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彰显了权力的来源和归宿。
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把这个标准放诸国家治理效能中，中国社会呈现出高“治商”特点。
关键应用三：聚焦发展。“中国的世界观聚焦于发展”。美国兰德公司2020年的一份报告敏锐观察，这种世界观，很可能使中国在国家竞争中形成独特优势。
七十多年来，党和国家聚焦发展，使中国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的成效继续完善民主治理，使人民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发展与自由的辩证法，民主与人权的互动性，在中国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
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四项原则”
中国是民主自由人权“忠实的实践者”和“实践的创新者”，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
实践原则。丰富生动的实践，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创新的理论之源。理论、制度设计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完善。中国的民主实践，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特征，以“八个能否”为标准，以“走自己的路”为方法，富有中国特色又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了新的政治文明形态。
自主原则。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也符合民主的精神。把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强加于人，本身就违反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真精神。各国发展民主，必须走出教条主义和话语霸权的迷雾，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路。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的结果，会“画虎不成反类犬”，没实现民主，却导致“民苦”，甚至葬送国家前途命运。
时序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和发展人权事业，不同国家要根据各自的国情循序渐进，既不能丧失机遇，也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否则“欲速则不达”。
过程原则。追求民主自由和尊重保障人权是一个止于至善的发展过程，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西方的民主实践开启了人类现代民主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民主发展会终结于西方模式。不同国家人民的探索，会不断充实和改善人类民主自由和人权实践，使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日益丰富中生动起来，而不会因逐渐“空心化”而枯萎下去。
三、“时代之问”：中国方案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1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出“时代之问”。
当今世界，民主变质、自由变形、人权变味，多国的治理现状令人不安。“民主的贫困”已是不争事实，人类需要新的框架和知识来突破困境，找到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
十四亿多人为实现民主自由人权艰辛探索获得的认知，不应被忽视。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的中国之“道”，为解决人类的民主贫困、自由困境、人权挑战、治理赤字提振了信心，增加了认知，注入了动力，贡献了方法。
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多样性不仅合乎常理，而且美好，中国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国在“和而不同”的民主政治和人权的实践中，交流互鉴，共同驱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有人曾以为，国家就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世界只是空洞的地理空间，而今天的真相是：人类是一个整体，居住的星球是一个“地球村”，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人类只有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选择，才能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天下一家”观，为徘徊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切政治行动都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本取向，让民主回归人民的逻辑，让自由成全人的全面发展，让幸福成为人权的最高标准，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时代之问”提交了一份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答案。
稿件来源：《求是网》2021-12-21
作者：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
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是21世纪人类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们不仅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要在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其结果，还是其过程，都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透视和研究。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发展着的现代化
在国际社会中，关心中国现代化的学者很多。也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会引起如此众多国际社会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像浪潮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就引起了美国一批研究现代化问题学者的深入讨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一批著名教授从1974年12月开始酝酿，经过1977年2月和11月、1978年4月和9月以及1979年5月和10月多次研讨修改，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带着重重疑虑对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很多问题。
第一，关于民生和分配方面的三个问题。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在书中连问了三个问题:“今后，城乡劳动人民能够减轻为了经济增长而放在他们肩上的重负吗?会增加新的军事开支而使他们无法减轻这种负担吗?为了提高效率，在各种工作单位里，强调平均主义和年资的报酬方式会让位于成就取向的物质刺激分配制度吗?”这些问题历史都已经给出了答案。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乡劳动人民并没有西方学者所讲的“重负”，不仅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农民承担的农业税取消了，城市居民也获得了各种福利。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1年的近3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到2020年底，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以上。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多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9%，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21年的77.5岁。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曾经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保持着世界上人均十分低的国防开支，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审议的预算草案显示，中国2021年的国防支出为13 553.43亿元人民币(约2 09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6.8%，人均国防支出不到150美元。202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7 405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俄罗斯的11倍(654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0%，美国人均国防支出2 400美元，是中国人均的16倍，这种负担很重。最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分配制度越来越完善，不仅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确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种分配制度不仅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勤奋工作、多劳多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有助于逐步解决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把中国的人口划分为四档，认为各档的付出和收入是不平等的，在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上又提出了一个问题:“8亿农民生活在多少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里，对他们来说，迁居城市的前景几乎不存在。这是第一档。第二档是城市的工人和一般人才，他们也通常没有调动工作和升迁的自由……第三档是近期刚刚吃香的专家，包括大学毕业生，他们具备的技能是稀罕货……第四档是少数的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厂矿管理人员……这些精英分子一直掌管着实际大权。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将会怎样来处理这四档人之间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首先，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人群分档的问题，人群只是职业划分，没有等级区别。其次，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人才队伍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农业劳动力专业化以及城市工人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人才基础。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社会的流动性，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制度的改革等促使社会向上流动性加快。中国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成为工人，为国家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第三，罗兹曼、布莱克和利维又把问题域扩展至中国的政治场域，连问三个问题:“在新上台的务实派领导人指挥之下，这部官僚机器能够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吗?与现代化国家经济合作的逐步扩大是否会导致中国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承认?在营养、安全、保健以及其他服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达到的基本水准，在一个非现代化国家里确实是难以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其他方面对现有资源的迫切要求面前，已经达到的水准会依据过去几十年经济能力的扩张和未来年月的经济增长而维持下去并有所提高吗?”首先，中国的国家机器从来就不是所谓的官僚机器，它是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机构。正是它的人民性，才决定了这一机构是能够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因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多轮机构改革，包括党和国家机构的重大改革，使其运行效率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机构履职更加顺畅高效，各类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加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省市县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跨军地改革顺利推进;同步推进相关各类机构改革，改革整体效应进一步增强。”其次，中国公民的自由是由宪法充分保障的，不是因为对外开放被迫给予的。中国公民的自由权是特别充分的，并且一直在扩大之中。这种自由权利在新时代还会获得更大发展。202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指出:“扩大公民自主参与和自由发展空间，完善人身权利、个人信息权益、财产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障制度，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提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保障水平，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再次，中国的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民生保障从过去的营养、安全、保健等领域，扩展到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婴幼儿养育、老年人晚年看护等各个涉及广大群众生活的领域。
像“罗兹曼之问”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伴随着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最近的一个问题，就是“傅高义之问”。2013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傅高义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南方之行———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到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各种悖论中成长的现代化
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踏上了追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处处洒满鲜花和阳光的道路，往往会遍布荆棘和阴霾，无数矛盾、悖论将会显现在人们面前。有的国家辨不清前方是坦途还是深渊，于是现代化就陷入泥潭;有的国家在矛盾中挣扎，既想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又想维持社会稳定，缺乏解决矛盾的战略思维和正确理论，就陷入经济发展缓慢与社会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破解各种陷阱和悖论，为发展中国家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雾霾。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二战后一些国家面临的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性之间的悖论。二战之后，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胜利，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出现，赢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却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保持主权独立，就无法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丧失主权独立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一是这些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其现代化的依附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基本是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其政治经济体系是有等级秩序的，处在这一秩序最高层的就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把那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纳入自身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些新兴国家正是在这种依附性经济政治体系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这些国家遵循的是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其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制度被西方国家格式化了。事实上，实现现代化的这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依附程度明显高于非现代化国家。二是外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加深了依附性。这些新兴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接受外国援助，而外国援助所附加的条件加大了依附性。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在1976年就指出: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多边援助带有迫使受援国接受一定技术模式和特定发展战略的更大危险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用‘意向书’向请求援助的政府下达指示，指明该政府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其中几乎一成不变地包含有使贸易和外汇体制自由化的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忠告’总是极力主张经济稳定和自由贸易，也不管他人有寻求较为均衡的增长和较少不平均分配的要求”。这种“被现代化”的结果就是逐步丧失国家经济政治主权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经济政治体系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不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钳制性”影响。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抵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消极影响，包括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在政治上，中国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国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走在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上，不会成为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的附庸。正是在这种独立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通过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确保和平发展道路能够真正持续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由人民军队作为强大维护力量的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保证国家独立性和现代化相互促进的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着所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亨廷顿悖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对于致力现代化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他强调，“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象，不少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性，也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以实现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往往是反现代性的，特别容易出现动荡、混乱和失序。在这里，确实出现了某种悖论: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繁荣，过程却是混乱贫困。出现这种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新的社会群体大量出现，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往往彼此冲突，而国家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冲突;这些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度不仅不能促进最大共识的形成，而且会火上浇油般地加剧这些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多党制使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无法达成一致，一个党一个目标，一个党有一个党的想法，各个党派之间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种悖论是不存在的。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巨大、难度最为复杂的现代化，但整个过程不会出现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先进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它能够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凝聚起来，实现他们各方面利益，消除各种潜在的社会不满，不会造成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了它能够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不断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平衡好各民族具体利益;中国共产党努力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不仅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重要的目标，而且能够充分发挥出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现代化，人民群众能够决定现代化的成果由谁共享、怎样共享。这样的现代化会不断释放出社会矛盾累积的压力，不会因为社会矛盾得不到释放而累积压力，从而造成社会大地震和社会大断层的状况。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创造人类奇迹过程中不断壮大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总是给人们以预料之外的惊喜，它总是在创造奇迹中印证着一些学者的判断和预言，在创造奇迹中不断使自身壮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实现罗素100年前的预言。192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经历了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在中国9个月的讲学和考察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应当说，有些认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体现出其睿智的一面。罗素认为，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机会首先在于中国的政治必须改变，要有一个好的政府与政治。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政治状况不是太糟糕的话，那么，将来几十年间工业当有长足的进步。”应当讲，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罗素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有序政府的基础上，中国不仅能够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且还能够避免走西方那种私人资本势力过大、人民备受其压制的工业化道路。罗素说:“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不仅如此，罗素还预言说，只要中国能够实现国家独立，而且不走西方那种帝国主义道路，中国一定会给人类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他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100年前罗素的预言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给人类带来希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只有那些具有正义信念而且对人类进步有真正把握的思想家才能对中国的未来作出这样的判断。罗素的预见不仅是他作为思想家所具有的真知灼见的体现，也是他对中国情感的体现。罗素一直强调，中国从未侵略过他国。他指出:“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中国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靠自身内生的力量，而不是靠侵略他人或者是殖民他国。中国从来不是寄生性国家，不会去把自己的躯体寄生在别的国家人民的身上，而是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实现古德诺100年前的猜想。古德诺是美国大学教授，1913—1914年他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担任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1915年8月上旬，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古德诺提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在中国鼓吹实行君主制的文章，立刻被袁世凯及其亲信奉为推行帝制的理论基础。当然，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理论必然破产。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古德诺回到美国，继续研究中国问题。1917年秋天，他在波士顿的罗厄尔学院发表过一系列演讲。1926年，他撰写出版了《解析中国:观察》一书。在书的最后，古德诺提出:因为外来侵略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种种灾难，这个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始努力寻求自身的振兴，“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将来会有这么一天———当然没人能准确地说出到底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族性格中那些内在的、最基本的优秀基因又将重新焕发出青春，中华文化又将重领世界的风骚。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在世界的面前将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是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国度。这样一个复兴后的中国将不负人们的期待，又将重新担负起她在历史上曾多次担负过的任务，向世界的其他民族贡献出她丰厚的文化积累，以补其他民族的不足”。尽管古德诺有那么一段极为不光彩的历史，因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摇旗呐喊的行径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的这段论述却还是清醒的。今天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更为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之中。马克思主义正在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为广大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内容，而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共产党人的价值理念、行为规则。如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又是党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更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把中华文明中关于国家治理的观念转化为制度体系，把中华文明关于未来社会的追求变成一个又一个现实，把中华文明关于人生哲学的理念变成公民的道德要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伟大创造将载入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史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伟大奇迹撰写出人类现代化的新篇章;当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世界意义会更加鲜明、亮丽，更加耀眼、辉煌。
稿件来源：《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5期
作者：辛向阳，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予以强调，意义十分重大。独立自主之所以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既有中华文化的基因遗传，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更有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探索与伟大成就作为实践基础。
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从未中断的自主性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极强的自主意识与主体性，也使得中国人民形成了走自己的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尽管中华文化历史上不断与其他外来文化发生对话交融，也曾遭遇严重的文化危机，但外来文化中相适应部分最终都被逐渐吸纳为中华文化母体的内在元素，中华文化也在这种兼容并蓄中得以不断重塑自身、发展自身、生生不息。在此意义上，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运用，而不是秉持教条主义。回顾百年历程，正是由于切实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党才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体现在党的自身建设、国家道路选择、外交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为承担光荣艰巨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必须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实际领导与执政过程中，党既要有能力避免外部势力的控制，也要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能够自觉认同并牢牢持守自己的理想信念，能够通过有效方式来统一全党意志、整合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能够自主地制定政策并有效贯彻落实，能够根据历史形势与时代需要及时主动地进行自我革命，始终致力于自身任务使命之实现。这种强大自主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而言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一个弱的、缺乏自主性的政党是很难有效完成自己所应承担的任务与使命的。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把握规律、代表人民，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砥柱中流、把舵定向。
独立自主作为宝贵经验，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国家道路的选择上。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独立自主探索道路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破除对苏联革命道路的迷信，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以苏为鉴，自主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尽管遇到挫折但取得巨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议》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部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我们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也鲜明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大势与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有着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和世界秩序理念，自主制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为人类谋大同，而不是受制于国际资本或其他政党、其他国家的支配控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对国际局势的自主判断并开始基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来思考对外交往之道。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形势的深刻认知和外交理念的自主性。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期。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就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2021-11-24
作者：李海青，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最大成就；确立邓小平同志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最大成就；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最大成就。与此同时，我们党也积累了丰富的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历史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形成党的政治建设观点、主张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它同毛泽东思想等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总纲领。
党的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它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十九大的一个全新表达，即“在党建方面的最大创新就是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且认为“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同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最重要的党的铁的纪律和必须要遵循的“硬”规矩，“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既要通读《中国共产党历史》，又要对很多党的经典文献进行分析，诸如党的重要会议和“决定”等原始经典文件、领导人的原始经典重要论述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避免梳理的重复性，进而发现我们党创造出的“一些新的东西”。这是研究党史的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高度重视并践行党的政治建设观点、主张，形成了讲政治和加强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内容要点，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中，“1949—1978年的历史”是参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相关内容来进行阐释的。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系统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于1939年首次提出的一个科学概念。在这一革命期间，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同时，他还特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全新的重大命题。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点，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建党，也就是政治建党；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思想建设，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建设”。
但是，从党的建设总体来说，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尽管有一定的交叉融合，在本质上，还应当区分清楚，否则容易给人以误解。事实上，思想建设应是政治建设的基础，或说思想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思想建设、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思想建设的集中反映，永远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建设总是为思想建设指引方向。只有把思想建设融入政治建设之中，用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才能完成有机统一。
我们党在一大、二大、三大期间，均围绕党的政治属性进行建设。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为大会主持起草了决议案。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号召“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决议集中体现了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政治建设的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实行一元化领导。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作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对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从1921年到1949年，党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继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从1949到1978年，我们党为了巩固政权，着重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的党的政治建设问题。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实际上是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这里的重点就是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4年，毛泽东指出：“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央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把“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心”思想，写进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之中，为加强和维护党的团结，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党的八大指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指出，“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是两个重要的方面，在这样的两个方面上，它们“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的”。毛泽东还曾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党内规矩安排。
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建设，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曲折发展，最终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在这27年中，我们党在探索实践中前进，为完整形成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三）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此期间，只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指引“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历来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2月，中央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作出六条规定，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开始用一种“新的思路”来具体指导自身的政治建设。
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党的十五大对党的建设总目标做出新概括，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一来，中央就为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时作出全面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胡锦涛号召，要“增强忧患意识，把党建设好”。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创新党的政治建设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系统部署、环环相扣推进党的各项政治建设。2012年12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指导思想是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作出“严明政治纪律”“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重要指示，进而“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中共中央作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安排；201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重要思想。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重要讲话，指出“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党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同时，还要坚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推动管党治党不断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为了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把管党治党的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十九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完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重大政治担当和不懈奋斗的理论勇气。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历史进程表明，我们的党只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才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受锻炼，才能成长壮大发展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一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正是由于她通过自己的政治建设，首先要形成自己的领袖；领袖又通过政治建设，形成一系列党的政治建设观点、主张，进而全面推动我们党更好地向前发展。
（一）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最大成就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别指出：“我们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既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内容，所以，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既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最大成就。
邓小平指出，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长时间的反复比较，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1921年起，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正确的政治原则，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政治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二）确立邓小平同志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最大成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探索，“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确立邓小平同志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最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为它确立了总基调；坚持巩固和全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实践契机，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的作风，进一步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发展。江泽民同志突出政治建设的关键作用，通过以讲政治为核心的“三讲”活动在全党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政治建设内涵。胡锦涛同志从新的历史视角出发，结合新的实践探索，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创了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党的十五大报告通过深刻判断总结，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世界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经济领域全方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完整地提出了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分别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我们党正确认识和确立邓小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持续加强政治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三）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最大成就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写入全会文件，这就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最大成就，这与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最大成就和确立邓小平同志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一脉相承的。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对于全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忠诚对党，坚决彻底地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一直十分注重党内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坚定不移创新党的政治建设，提出要在党内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积极应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同时，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进行“三严三实”教育，加强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性要求，使党永葆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本性建设，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只有坚持“两个维护”，才能使党的政治建设取得实效，使我们党更加地壮大起来。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与重大深刻的理论探索，逐渐形成了体系完备、逻辑严密并且充满活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最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表明，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说到底都应归功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核心。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许多党的史料和经典文献中，诸如党的重要会议和决定，以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都曾多次论述到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文中指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涵养政治生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这些都是增强推进我们党政治建设的最为宝贵的基本经验。
（一）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
1938年，毛泽东指出，首先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首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活的灵魂的正确指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量，就是因为它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破除教条主义，才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出发展的新境界。
邓小平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最为艰难而重要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关系到党和党所领导事业的兴衰。在长期的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进而由此产生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优秀思想和全党革命实践的胜利经验历史总结。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继续在探索中发展前进。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地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二）必须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即在所有的领导集体中，“都要有一个核心”。事实上，只有通过民主集中制，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才是我们党取得的政治建设最大成就；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践表明，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就导致党的领导核心始终无法真正形成，进而无法对党进行有效的全面领导。直到1938年，我们党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局面，这一过程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中，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因为，“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同时，陈云也指出，一定“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因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习近平指出，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1962年，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这些充分表明，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党中央，必须要有一个全党公认的领袖，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最根本的任务。
（三）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为抓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我们党历来注重提高党性，早在1941年，就作出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全党的统一性”，要“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毛泽东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因此，以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为抓手，坚持党性原则，加强党性教育，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教育。习近平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必须强化自我修炼”，“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这些都是以党性原则为抓手的“纲”。
提高党性，要把对党章的高度尊重和敬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章提供了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标准和尺度，而提高党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事实上，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营造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关于党的纯洁性，就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肃指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想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就“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只有“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会“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一百年来，我们党正是靠着自我建设，自己扬弃自己、自己超越自己，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伟大工程，才使党不断获得生机和发展壮大的。
（四）必须完善党的各项政治制度，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各项政治制度建设，比如“全党服从中央”“党管干部”和“建立报告制度”以及“关于健全党委制”等；这样，党就能够战胜各种挑战，中央的权威便得到了制度的保证。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号召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1980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始终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是全面深入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最根本保证。同时，还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因此，党的政治建设便得到了切实可行的真正有效的很好的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总之，“要注重制度建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最重要制度。党的建设，只有通过完善的制度保证，而不是流于形式，流于口头上的说教，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因为，党的最高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必须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必须顺应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党的历史表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要时刻牢记打江山、守江山都是为了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所积累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开创未来，不断地从历史经验特别是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现理论的创新，这是我们党获得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力量。我们党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方向、道路、党的领导核心确立之后，充分运用正确的历史经验，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胜利推进。
稿件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六期
作者：田鹏颖，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